公元470年，大业文帝建威三年。
伴随着大业帝国北方安定，皇帝吴欢开始了他的文治。
鉴于北方战争导致人口减少，田地荒芜，他特地派遣了十二位官员为天子使者，亲自走访北方各州。
并且同一时间通过业朝户籍，调遣黄河以南地区的人口北上，填补缺口。
这一过程持续了三年，黄河以南接近三十万户人迁入边境地区，安居乐业，大大的恢复了业朝北方的情况。
文帝之治，分为五个部分。
第一，宗教。
这是一个比较敏感并且麻烦的问题。
在南方，其实是以五斗米教以及道教等杂七杂八的宗教为主，而北方，则是以佛教为主。
当年业太祖吴承宗称帝，定下的国策是以法儒为主流，其他的只要不是参与政治上的竞争，朝廷都可以不计较。
可就算是这样，也不能阻挡北方强悍的其他宗教发展，尤其是关中地区，崇尚佛教的贵族数不胜数。
在乱世，为了削弱这些宗教的影响，吴承宗选择了杀人来解决问题。短时间内极其高效，可谓是杀得关中地区人头滚滚。
所以宗教问题就淡了很多，直到文帝时期，吴欢发现其他宗教再次抬头，所以打算整治一下。
他没有自己爷爷那么极端，他的处理方式很简单，就是把其他宗教规模化，官方化。
任何宗教要发展，都要向皇帝报备，并且有严格的人数限制。
目前中央王朝实力强大，自然很好的控制这些宗教，让他们不影响大业的主流信仰。
第二，吏治。
其实贪污腐败问题历朝历代都有，但吴欢不能容忍这些人拿百姓的钱，搞臭自己的名声，所以几乎是进行大刀阔斧的严惩贪污。
只要是贪污价值超过（折合）一千斤谷物粮食的，斩首，抄家。
因为贪污导致百姓死伤的，全家男丁发配边疆，女眷充妓。
官官相护，勾结的，构成团体犯罪，主犯斩首，从犯流放三千里。
为了震慑这些人，吴欢甚至让各地的军政大将允许接受各方百姓的告状，一旦情况属实，可以立马囚禁涉嫌贪污的官员。
然后上报洛阳，等待皇帝派人查实，如果出现武将勾结官员贪污的，一起砍了。
运河案就是一个例子，但其实运河案并不算是贪污大案，他是一个典型的公器私用，武官文臣相互勾结，用国家机器谋取私利的案件。
但并不妨碍皇帝杀人。
并且吴欢还很聪明，知道怎么内部分化敌人，下令表示，如果举报同僚贪污的，可以获得他贪污数额的一半。并且自己有贪污是情况下举报别人贪污，只要举报出来的金额比自己多点，也能功过相抵。
直接给官场这帮人整麻了。
以至于文帝一朝，中后期的贪污极少。
当然了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现阶段的政治是以这帮贵族老爷为主，什么武将啊，外戚啊，士族啊，这帮人家里都是有钱的，捞钱的方法多如牛毛，何必去吃力不讨好呢？
第三，选官。
魏晋十六国以来，天下熙熙攘攘，外族，世家粉墨登场。
门阀政治搞得华夏大地乌烟瘴气，就算是大业帝国的建立，背后也有世家大族的支持。
业武帝，业宣帝，业文帝前期，三代帝王耗费四十五年（425-470），通过各种办法，包括但不限于战争，移民，大案，给这些土霸王世家整麻了。
可就算是这样，士族依然强大，能和武勋，外戚抗衡。
甚至于和皇家结合，诞生了一大堆如同关中周家一样的外戚世家结合体。
这种情况下的大业朝堂，皇帝每天早上起来一看，天都塌了。
全部都是老面孔，老实人，甚至于一棍子下去砸死十个人，有一半是沾亲带故的。
皇帝想看新面孔，想拉拢新兴的地主阶级。于是下令，全国各地郡县，每年都要举荐有才能的人来洛阳，皇帝要亲自统一面试。
这件事情发生在大业建威五年，既公元472年四月份，皇帝下令，九月份，诸多有学之士抵达洛阳。
清点人数，足足有一千四百多人！
文帝很兴奋，于是接见了这些人，说了一些自己的意图政策，希望天下学长可以为国效力之类的。
紧接着让每位学长写一篇文章，内容不限。
所有人都知道，证明自己的机会来了！
于是在十月份，皇帝召集两位丞相以及两省的官员，包括自己文学院的几位老博士（知识渊博的学者），一起观赏这些文章。
那些溜须拍马的，遣返。
写当下局势的，不管好与坏，都可以留用。
写底下百姓详细情况的，留用。
抨击朝堂以及地方士族的，留用。
其中列出来十位最让皇帝以及其他官员满意的学子。
程大琦（451-522），青州（今山东地区）人。
杨怀（449-511），扬州人。
司马显庆（453-499），京畿人，其祖上为晋朝皇室。
吴买（455-491），扬州南部（今福建地区）人，祖上论多几辈，和皇家吴家还是亲戚，但目前也只是个平头百姓，就是家里比较富裕，可以读书写字。
刘定邦（438-491），汉中人。
谭元（420-482），荆州长沙人。
蒋乾（447-530），广州番禺人。
辛忧民（453-510），并州太原人，其父为平阳郡守，隶属于魏国公甘赢麾下。
方包（437-499），凉州（今甘肃）人。
尔朱绍（432-505），平城（今大同）人，公元449年，成为北魏强征的壮丁，战时带着自己的二十多个兄弟弃暗投明，投奔业军，被赠予金银财宝，通过这些钱，开始文武兼修。
这些人是皇帝最看好的，直接被皇帝纳入自己的文学院南漳阁内，授予五百石的官职。
除此之外，还挑选了有能之士，三百七十五人，下方地方学习。
而由于这一过程花费几大，吴欢在位期间，基本上五年左右才召开一次，而且范围持续扩大，只要是有真材实料，哪怕是没有官员介绍，也可以来都城洛阳，进行面试！
公元472年，朝廷求贤大会来了一千四百多人，留下了三百八十五人。
公元477年，参加人数达两千一百人，留下了二百三十三人。
公元483年，参加人数两千三百人，留下三百五十人。
公元488年，参加人数两千两百人，留下三百一十四人。
公元491年，业文帝吴欢驾崩。
求贤大会，也被人称之为科举1.0版本。
但可惜的是，并没有很好的延续下来，文帝之后，他的两个儿子并没有继续进行求贤大会，而自己的孙子又是个跟外戚，世家妥协的玩意，就基本上到了业朝末年，才再次开启这样的求贤大会了。
第四，经济上的田地与税收。
吴欢时期，曾经带着护卫微服出巡过三次，每次几乎是深入到了农田了，他很清楚的知道，底下百姓的艰难和困苦，一旦遇见天灾，基本上要卖房卖地。
业初时期，吴承宗以人口分配土地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早已经被那些贵族老爷们土地兼并了很多。
吴欢深感，再这样下去，不出五十年，大业百姓将无地可种。
不可否认，吴欢心系百姓，但本质上还是因为他要维护统治，一旦让这些贵族老爷们把地都抢了，自己去哪里搞钱？
于是回到洛阳，下令所有的文武官员，按照品级，严格限制家族内部的田地拥有数量。
一旦超过，就罢官。
而那些原本就超过的田地，朝廷愿意以正常的市场价购买，不让他们吃亏。
获得大片土地后，文帝把这些地全部都分发百姓。
根据业朝官方统计，这一过程中至少有二十八万多户人分到了土地。
除此之外，只要是朝廷还有钱的，文帝基本上都会下令，减免天下税收。
官方记载，文帝中后期的二十二年里，有五年减税，免税有三年。
而他去哪搞钱？
因为运河案，金额巨大，涉案人员极多，所以文帝很清楚这一帮商人和世家有钱，于是提高他们的税收，并且时不时派遣自己的使者去那些世家大族里面逛逛。
那可是天子使者，世家大族们自然是要巴结，巴结的话，那个钱怎么能少给呢？
当然了，这种事看情况来的，如果是东晋时代皇权衰弱，可能这些人不会把使者放在眼里。
可是现阶段的文帝，手里紧紧抓着几十万大军和天下势力，你敢不给钱不给面子？
大业从文帝开始慢慢衰弱，可不是说他在位时期不行，而是他死后继承人问题。
至少文帝还活着的时候，那些势力都要俯首称臣，被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。
但是吧，你老是过来搞这些大族，时间久了肯定会敢怒不敢言，这也是为什么文帝驾崩后，一开始文武百官不想给他那么好的谥号。
如果不是辽王警告朝堂，搞不好吴欢都要换个谥号。
第五，军事军队问题。
这是个大问题，后面我会用一个章节讲清楚事情始末，现在就简单说说。
业文帝干爆草原后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了，但是军费开支却极大恐怖。
445年，宣帝吴立炎尧圣元年，业朝精锐北骑军有七万，征伐营十六万，合计二十三万精锐。
这些人的开支可是比寻常的士兵多一倍！
相当于是二十三万人的军费比养四十六万宿卫军还要多！
能打是能打，但中后期文帝二十二年没地方干啊。
你皇帝想减免赋税，那么肯定要从其他地方补上财政。
当然了，皇帝是很清楚，富国强军是不能否定的，所以基本上也是咬牙的坚持供养这些人，但他选择了先裁剪这些人。
文帝吴欢的启文元年，459年，大业征伐营有十二万人，北骑军五万五千。
打完北方后，公元469年，征伐营还有九万七千人，北骑军三万八千人。
大业平治三年（公元478年），文帝吴欢裁剪军队，北骑军保留三万人，征伐营保留五万五千人。
大业平治八年，公元483年，征伐营将领，征伐将军梁坦子意图谋反，被举报，文帝斩杀梁坦子，将梁家全部涉案人员斩首！燕国公一脉在中央的政治上遭到削弱，广州交州地区的梁家众人也是被削权。
这件事情深深地刺痛了皇帝吴欢的神经，于是彻底剥夺了两个军营的特殊地位，待遇降级。
除此之外，他开始让自己的儿子们担任边军将军，镇守北方，其中最出名的，就是他的四子，辽王吴秀。
而吴秀，也是未来的大业明皇帝！
（注:业朝文帝四个年号如下:
启文九年（459-467）
建威八年（468-475）
平治十一年（476-486）
太渊五年（487-491））